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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抗战——大足铁器与滇缅公路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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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路线图。
修筑滇缅公路场景复原图。 （图片均拍摄于滇西抗战纪念馆）
□胡才荣文/图
说起抗战中的“滇缅公路”，中国人民不堪回首，至今却记忆犹新。而说起大足的铁器，大足人民无比振奋，因为抗战救国有“我”。
大足铁器与滇缅公路到底有怎样的缘分？
一、滇缅公路的由来
滇缅公路，是指东起从中国云南省昆明、西至缅甸腊戌，全长1146.1公里的公路线，其在云南省境内部分长959.4公里，占总里程的83.7%。这条铁路外依仰腊铁路，经仰光通往印度洋，内接滇黔、川滇等公路，经重庆通向全国，是抗战时期横贯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重要国际运输动脉，被称为是“支持正面战场、供应抗战给养的生命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东及东南沿海广大地区，截断了中国的海上国际交通，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企图以此窒息抗日力量，达成鲸吞中国的狼子野心。
在严重的形势下，当时偏居重庆的国民政府极力想开辟一条新的国际通道，以免政府成为战时“孤岛”，那么通过缅甸仰光港口获取抗日物资，无疑是最好的抉择。于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的重要“生命线”——滇缅公路应运而生。
1937年11月2日，国民政府下令抢修滇缅公路。经与缅英当局商定：中国在原来已筑成的昆明至下关公路的基础上，负责修筑下关到畹町的中国境内路段（全长547.8公里）；缅方负责修筑腊戍至畹町的缅甸境内路段（全长186.7公里），以一年为限。
事关国防军事及抗战前途，云南省政府不敢怠慢，采取“非常时期”动员办法，通令该路沿线各县和设治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相当县一级的政权机构），限12月份内征调滇西各县农民义务修路，务必于一年内完成。
二、筑路铁器工具考略
“修公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造桥梁，利济渡。裹粮携锄沧潞边，那管老弱与妇孺……”这是1938年云南全省抢修滇缅公路期间，时任龙陵县长王锡光为激励民众修路而创作的《滇缅公路歌》。
据记载，龙陵县承担修建的滇缅公路怒江东岸等子铺路段地势险恶，瘴疠肆虐。在没有任何机械帮助和财物报酬的情况下，王锡光奉省府严令，组织全县1万多民工，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峭壁间挥汗洒血，用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了一条长达40余公里的盘山公路。
1937年12月，滇缅公路工程正式开工。整个路段修建工程中，除陆军独立工兵团一部及交通部直属施工队伍被紧急抽调前来云南，负责咽喉部位及重要路桥的关键工程外，其余路段全靠民工。这些民工使用着最原始的锄头、十字镐、铁铲、撬棍、扁担、竹箕、草绳、钻子、大锤、炮杆等工具来挖毛路、用石滚子分层碾压、再铺石子碾压成路。其所用的石头都是就近取用，附近河里能搬动的石头几乎被捞光，其余从山上开采，用铁锤一锤一锤敲成石粒铺成路基。
在滇缅公路施工的高峰期，全线施工人数日均达5万余人，最多时达20万人。
1938年8月31日，仅仅经过9个月时间，民工们徒手筑成的滇缅公路终于提前竣工通车。此时，大量的援华物资通过滇缅公路，东接滇黔公路、川滇东路、滇黔南路等多条公路，一路送至昆明，再运往陪都重庆和全国各地。
日军因此恼羞成怒，从1940年10月起，至1941年2月，出动飞机对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进行狂轰滥炸。1942年5月，日军占领了缅甸大部分地区和云南西部，切断了中国与同盟国之间最后的陆上交通线——滇缅公路。
为粉碎日军对中国陆路的战略封锁，1942年12月，另一条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开始施工。中印公路从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全长1730公里，其中中国境内部分长632公里。中印公路于1945年1月全线通车，工程历时2年零3个月。
纵观修筑滇缅公路的种种铁器工具，大足五金人无不感觉似曾相识，这难道是“大足制造”？
三、大足铁器入滇抗战文献
1937年11月，重庆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大足则成为了抗战后方的后方。
大足铁器入滇和支援抗战的历史记载不多，也不系统。但从《大足县志》《龙水镇志》《龙水小五金专辑》等各种史料的只言片语中，却可窥见——
民国25年（1936年）4月，四川省政务视察员王化云《大足荣昌政务视察日记》载：“清季大足铁货，每年销路极宽，除供全川之用外，举凡川边、陕南，陇云、云贵北境，均抑给予是。”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重庆成为陪都。国民党军工厂内的边角余料多又价廉，炮弹破片作刃口钢则质好，成为了龙水小五金的又一主要原材料来源，促进了大足铁器产业发展。8月，四川省巡视员黄宝轩《四川省第三区大足县建设视察报告》写道：“该县大宗出口为铁器，运往成渝滇黔各地，总值三十一万元。”“煤铁均产于西山一带。”“已开采之煤洞，前年计五十余家，铁厂有同福铁厂一家。”“同福厂现年产铁九百三十吨。”“煤年产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吨。”
1941年时兴拉壮丁，役政大坏，大足人心惶惶，时有徒失其师，师失其徒者。龙水小五金业中有青壮年300多人逃往云南、贵州躲壮丁，设炉生产，收徒传艺。其小五金技艺传播于省内外，以云、贵最多。
民国《大足县志》卷一《物产》记载：“业铁器者，龙水有铁货行一，凡附近乡镇所制铁器，皆入行销售……重庆夏公孟是主营剪刀的很有名气的老商号，与龙水经营小五金的本一商号周子雨交易，往来密切，也是老主雇……成渝两地客商来镇长住，有设庄收购者。”“1943年，重庆夏公孟商号为军政部生产十字镐，在重庆江北开办军政部十字镐厂。该商号经营者之一陈瞧生来龙水，找经营剪刀的周子雨协商，于大足玉龙场办分厂，有工人40余名，专产十字镐。约半年多时间，产20余万把，支援抗日前线。龙水小五金生产人数恢复到近3000人。”
四、大足铁器参援滇缅公路建设之历史背景
窥视相关历史的各条脉络，大足铁器参援滇缅公路建设之历史背景实乃有迹可循。其源流主要有三：
一是生产要素具备。《新唐书·地理六》记载：永川……有铁、巴川（今铜梁）有铁……嘉庆《大足县志》卷八“杂记·玉口金鸣”写道：“此山（玉口山，今玉龙山）在龙水镇东南，双峰对峙，列肆当中，比屋人家，以冶为业。当炉火纯青，铮铮四起，非丝非竹，余韵铿锵，直疑天台赋手，从玉口中齐作，掷地金声。”冶就是炼铁，将毛铁锻打成条铁，专供龙水铁器生产。这表明玉龙在嘉庆年间已有成熟的冶铁技术。“煤铁均产于西山一带。”“已开采之煤洞，前年计五十余家，铁厂有同福铁厂一家”。这也表明大足铁器产业链较为完善。民国时期，大足成为全川三大主产区之一，鼎力巴蜀，从而奠定了中国西南地区铁器制造要素基础。
二是制造工艺成熟。大足铁器起于晚唐，发端于冷兵器。唐末巴蜀境内的“三川之战”二十余年、南宋合川“钓鱼城保卫战”三十余年，大足冷兵器纵横疆场，累建奇功。尤其唐末以来，大足石刻兴起，绵延数百年，贯穿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铁器“军转民用”后，铁锤、铁锹、钢钎、雕刻刀、斧子、铁锯、木工刨刀等匠作工具以及农用工具、生活用具也随之兴起，固有“铁锤声声响宝顶，百炼匠具忙龙水”之说。通过世代传承至今，生生不息。大足因此有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铁器基地之称。滇缅公路建设的铁器工具——锄头、十字镐、铁铲、撬棍、钻子、大锤、炮杆等，对大足铁器制造而言，可谓“小菜一碟”。
三是行商设庄传播。从传播路线看，铁器在古代主要是通过茶马古道进入云南，再到缅甸、越南等地。从传播方式看，铁器主要是由行商传播。史料载，光绪十五年（1889），建八景宫作老君会馆，时有铁器坐商李发号、一品号等10家商号。抗战初期，龙水镇坐商增至60多家，起到组织货源之作用。民国十年（1921年），龙水彭某等肩运刀、剪、锁去云贵边境转销缅甸、越南。重庆夏公茂商号陈樵生，宜宾刘大爷及河南、山东、成都客商长期驻龙水悦来旅栈等处设庄收购。夏公茂于1943年在玉龙场合作开办十字镐厂，卖给军政部支援抗日前线，等等。由此可见，抗战期间，这些铁器工具进入滇缅公路工地自然也颇有可能。雍溪乡缅甸归侨颜孝泽曾讲到：“我是1946年去的缅甸，常见云南保山、下关一代边民去缅甸出售龙水小五金，如‘将军不下马铁锁’、刀、剪等。有的是货币交易，有的是以物换物。”
以上种种罗列繁多，但总体而言，相关史料中未曾见得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组织动员龙水大规模生产铁器工具的记载，也未曾见得政府大规模采购大足铁器的文献。滇缅公路滇西20万民工历时九月使用的筑路铁器工具及生活用具的数量极其庞大，当然也不全是大足所造。而抗战期间大足铁器进入滇西的民间贸易行为事实存在，考虑到既是民间贸易，史料难以周详，也不足为怪。
大足铁器参援滇缅公路建设，不在乎于记载多少、数量多少、品种多少，只要抗战救国有“我”，足矣！
